1755年，年輕鐘表匠Jean-Marc Vacheron在瑞士日內瓦市中心創(chuàng)立自己的首間鐘表工作室。不斷鉆研制表工藝。1819年，經(jīng)驗豐富的商人Francois Constantin與Jean-Marc Vacheron的后人合作，成立了Vacheron Constantin 江詩丹頓。
年產(chǎn)19000枚腕表，江詩丹頓被戲稱“奢侈到骨子里”，257年的時光淘洗出的“馬爾它十字”依然生輝。世間絕妙好辭，亦無力捕捉時間的痕跡。江詩丹頓卻把它鐫刻成貴族的藝術品。
200年前，日內瓦閣樓上的工匠們造出琺瑯懷表，漂洋過海，送到中國皇帝手中。200年后，中國的富人們以擁有它為品味的象征。
清皇室曾兩次定制江詩丹頓琺瑯表
1755年，當Jean-Marc Vacheron在瑞士日內瓦創(chuàng)立江詩丹頓品牌的時候，在遙遠的東方國度中國正在經(jīng)歷滿清王朝。當時執(zhí)政的皇帝是乾隆，就像他的爺爺康熙爺一樣，也是一位狂熱的鐘表愛好者。收藏了許多從西方進口而來的各類鐘表。由于當時的中國依然采用十二時辰制的舊有時間體系，所以西方鐘表并不適合于計算中國的歷法時間，因此皇室貴族的成員只是將鐘表看作是奇巧有趣的玩意兒，會隨身攜帶一些懷表作為把玩之用。
1845年，江詩丹頓與中國市場的一次商業(yè)合作被首次載入史籍，當時江詩丹頓向中國運送一批樣表，但那時中國還沒有鐘表市場。接獲此消息后，江詩丹頓并未推遲開拓龐大中國市場的計劃。而是依然與中國保持著商貿關系，把一些優(yōu)質的鐘表輸入中國。
1846年，道光皇帝時期，雖然在中國的土地上爆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但奢華的清朝皇室依然向江詩丹頓訂購了琺瑯懷表，其中一只是鑲以天然珍珠的黃金表款，出色的琺瑯繪畫表現(xiàn)了兩只白鴿在多種彩色花卉中的場景，令人過目難忘。1862年，清朝的第八任皇帝——同治登基，3年之后，清朝皇室又一次向江詩丹頓訂購了一只鑲嵌鉆石的藍色琺瑯懷表，而此時的江詩丹頓公司已經(jīng)發(fā)展了110年。
江詩丹頓中國區(qū)代表處工作人員告訴理財周報記者，在江詩丹頓表廠早期的檔案記錄中，保存了許多來自中國的產(chǎn)品訂單。訂購的內容除了報時表、萬年歷表、琺瑯表之外，還有外圈鑲嵌珍珠與紅寶石的珠寶表、春宮表以及外形模仿昆蟲、水果等造型的各種“異形表”。
中國元素席卷
上世紀20年代歐洲高定表
20世紀20年代，隨著裝飾藝術風格的流行，江詩丹頓也從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了許多靈感，推出了一系列與中國有關的精彩作品。
“‘Hivan-Tsang’是中國的一位智者，傳說他在外出的時候總有兩只猴子伴隨左右，一只在他的肩膀上，而另一只則抱著他的腳”上述工作人員表示，江詩丹頓的一座桌鐘就是以此為題材而設計的，成交價160，250瑞士法郎，于1925年面世。黑色的縞瑪瑙材料形成了鐘殼，Hivan- Tsang的造型采用了紅珊瑚材料，在鐘殼以及底座等部位也鑲嵌了不同大小的紅珊瑚，其間點綴有晶瑩剔透的鉆石，時間的顯示部分被一扇開門所掩蓋，當打開它時，就會出現(xiàn)一個由珍珠貝母材料制作的鐘盤，指針和刻度都采用了雕刻琺瑯工藝進行修飾。
看到江詩丹頓于1926年推出的一款桌鐘時間盤時，可能首先會聯(lián)想到三國演義的故事，這是一款完全以中國文化為特色的計時器，硬玉制造的底座上是一個紅色的橢圓容器，打開這個容器的弧度門，三個古代的武士就會顯現(xiàn)出來，他們分別拿者不同的兵器進行交戰(zhàn)，這些人物造型包括后面的背景全部采用了掐絲琺瑯工藝，刻度則選擇了中國傳統(tǒng)的時辰——“子、丑、寅、卯……”來表示。中國古代文化成為這一時期江詩丹頓藝術鐘表的重要元素。
1929年制造的鼻煙壺造型桌鐘也可見一斑，成交價41，400瑞士法郎。在清朝鼻煙壺被發(fā)展成為一種可供觀賞的藝術品，其中有選用不同材料制造的，也有裝飾各種工藝的品種。而江詩丹頓史無前例地選用鼻煙壺作為鐘表的外觀造型，一方面采用縞瑪瑙、青金石等材料配合雕刻工藝進行裝飾(鼻煙壺體具有中國女性手拿蓮花的圖案)，另一方面運用旋轉的小時數(shù)字呈現(xiàn)出時間。
港澳回歸特制表超限量
1997年一款繪有中國地圖的“Mercator”腕表面世了，它是為了紀念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而特別制造的，表盤上以掐絲琺瑯工藝展現(xiàn)出多個省份的區(qū)域，古老的大帆船游弋在香港的海域，令人回想到19世紀香港作為一個港口的風貌。另外一款紀念香港回歸中國的腕表(限量18K粉紅金款97只)，則在表盤上將小時刻度以“一、二、三、四……”標示出來，還有一橫排漢字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江詩丹頓也特別制作了紀念表，最為引人注目的依舊是它的表盤——繪有澳門地理位置的琺瑯表盤。
2004年9月19日，江詩丹頓參加了由歷峰集團在北京紫禁城太廟內舉辦的“鐘表奇跡”展覽會。曾經(jīng)是大清王朝祭祀祖宗的圣殿，故特別邀請愛新覺羅·溥任題寫了“鐘表奇跡”四個字，溥任是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胞弟。江詩丹頓前行政總裁Mr. Claude-Daniel Proellochs將一只具有日內瓦優(yōu)質印記的“Patrimony”超薄機械腕表贈送給了溥任。
江詩丹頓的高定——閣樓工匠工作坊特別定制
奢侈品本身就主打“少量、稀有”概念，甚至有些就是“孤品”的。很多國際一線奢侈品牌看中了近幾年奢侈品在中國的銷售成長量，相繼在中國推出了高級定制，而定制似乎已經(jīng)成為奢侈品品牌經(jīng)營不可或缺的手段。江詩丹頓也在高級定制這方面下足了功夫，甚至給高定起了專有名詞——閣樓工匠工作坊特別定制。
其名字的來源就是因為在鐘表業(yè)發(fā)展的前期，制表師都是在閣樓里制作腕表的，故因此而得名。因為江詩丹頓對特別定制的客人訂單嚴格保密，這無疑讓這些特殊定制產(chǎn)品蒙上一層神秘色彩，雖然不能透露客戶信息，但是表的外觀和配置還都是有據(jù)可查的。
表殼采用18K 5N級粉紅金，直徑47.00毫米，表殼四周以手工雕刻工藝刻畫出中國十二生肖圖像，表盤采用18K白金，手工雕刻，白漆分鐘刻度，表盤有8個18K粉紅金小時刻度，而表帶是人手釘制深啡色方紋密西西比河鱷魚皮表帶，表扣則是18K 5N粉紅金表扣。
其實，根據(jù)側面的12生肖圖案可以容大家大膽猜測，定制這款表的人想必是位中國籍的愛表人士。而它的價格或許稱不上天價，然而此中情懷卻頗值得玩味。
1912年江詩丹頓為紀念100周年，江詩丹頓配備了稀有貴金屬PT950鉑金制作表殼，展現(xiàn)在36.7 × 47.6毫米的極小面積上，上乘的材質加上酒桶形腕表的全新設計，造就了限量100枚Malte馬耳他。每枚腕表的底蓋都標有獨立的編號，配備深藍色密西西比河鱷魚皮表帶及950鉑金的馬耳他十字設計表扣。
珍貴的“日內瓦優(yōu)質印記”
關于200年前的制表大師需要耗費多少年才能完成一塊表的制作我們已經(jīng)無從得知，但是現(xiàn)在的江詩丹頓有了自己的生產(chǎn)線。江詩丹頓將制表的工藝劃分得及其細致，每一個制表人只攻克一項內容，打磨、雕刻都是由專人負責，甚至于選取表盤、表殼材料也有相對應的負責人。理財周報記者了解到，只有某些珍貴的定制表款才有可能交由一個人或一個小團隊來全程制作，而這也是價格昂貴的高定表的價值所在。
珍貴的“日內瓦優(yōu)質印記”是源于高級制表傳統(tǒng)的卓越標準，首先，它的機芯組裝、調校和裝殼均在日內瓦州進行。而申請者必須在日內瓦州貿易注冊協(xié)會進行注冊。并且每個機芯和表殼都必須單獨編號，所以這種表的產(chǎn)量又是極少的，如果要定制這樣的表恐怕就不能稱之為閣樓工匠工作坊特別定制了，而是稱之為超卓復雜腕表定制。這樣的制作基本上是由一個人，或幾個人組成的團隊來跟進和完成整個的制表過程。只因為其人力的成本，價格就不可小覷。
